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开始形成盈余且盈余不断扩大，相对应的，美国等工业化经济体的经常项目赤字出现趋势性扩大，形成所谓全球失衡问题。在美国中心战略布局的解释中，失衡来自于美国储蓄率的下降；但储蓄率的下降是全球廉价资本流入形成的结果而已，并非原因。而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德国日本等老龄化社会和石油输出国的高储蓄所决定的全球性储蓄过剩与大为扩张的全球金融中介，却是形成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

　　新兴市场在频繁的金融危机后提高了储蓄率。另外，德国、日本等工业化经济体由于人口即将老化，储蓄率也提高较快。而随着石油价格90年代以来的上涨，石油输出国的储蓄也随着石油财富的累积而提高。另一方面，新兴市场新的资本流动管理策略，将国内居民的储蓄转移到了政府这一“金融中介”；由于工业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产权保护，相对稳定的回报率，以及更加具有吸引力的金融市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中介”主要将资本投向了工业化经济体，将国内的高储蓄转变了资本项目下的头寸。

　　高储蓄催生的低增长与矫正路径的启示

    高储蓄决定的全球失衡范式，至少存在着三处隐患，这催生了低增长的范式，并带来了矫正路径的启示。

　　第一，储蓄通过畸形的政府“金融中介”，从劳动力更为年轻的新兴经济体，借贷给了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工业化经济体，这意味着劳动与资本比率的配置并不合理；因此，当全球经济陷入低迷需要寻找增长点时，增长的引擎需要重新回到人口红利尚未完全释放的新兴经济体。

　　第二，储蓄借贷给工业化经济体后，由于储蓄的大量流入创造了低利率的市场环境，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开始酝酿，这决定了此后可能形成国际金融市场的无序调整；因此，在2007年的全球性急速通胀之后，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局面就是流动性不足与通货紧缩，经济周期的波幅随着央行对于稳定长期物价水平目标的偏离而加剧。

　　第三，在新技术红利消失后，大量资本进入的是房地产部门这一非贸易的资产部门，这意味着的是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顶 点 财 经

　　因此，当反思目前低增长的困局时，启示在于资本的流向需要被合理配置于实体科研技术的进步与推动贸易的往来，而非制造资产泡沫与以邻为壑地抬高贸易保护壁垒。